关于中医学形成与发展的历史分期，学术界有着各种各样的不同看法，多数倾向于按照中国社会制度的变迁，即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初期、中期、末期等加以断代来认识和研究。这种认识或研究方法有利于从社会制度及经济文化等方面，考察其与中医学发展的关系，其特点是以社会历史发展的脉络为主导，虽然有其合理的成分，但没有把医学自身作为研究主体。医学的发展有其自身特殊性和规律性，研究和探索这些规律，必须以医学自身为研究主体，把医学的发展置身于社会、历史、经济、文化的大环境中进行考察，不仅要研究社会历史各个因素对医学形成和发展的影响，更主要的是探讨医学在不同历史时期是如何从自身的规律出发，自觉地吸收不同历史时期的科技文化成果，进而推动医学的进步和发展的。纵览中医学发展历程，笔者认为，中医学的发展大体可以划分为三个时期，三个历史时期各自形成了明显的特征，这些特征之间又具有其内在的有机联系，这些内在联系所反映出的中医学发展规律，对于现代中医学的发展又具有借鉴和指导意义。现就这一问题做一粗浅探讨，以就正于同仁。
一、中医学的发展进程，客观上形成了具有鲜明标志且相互联系的三大历史时期
所谓三大历史时期，即中医理论的奠基时期、中医实践经验积累和理论的完善时期、中医与现代多学科结合研究的萌芽与探索时期。这三个历史时期在学术特征方面相对独立，在历史时期的交汇点相互交叉并且科学地启承转合，在学术传承和发展方面一脉相承且有其内在规律可循。
（一）理论奠基时期（秦汉以前）
1.春秋以前，自发的医学实践活动与朴素的医学理论萌芽
考古学研究证明，新石器时代以来，人们死后多以生产工具、生活用品等作为随葬品，提示原始人相信躯体虽死，人的灵魂尚存。夏、商、周时期的医学，也未能与巫术严格区分，甲骨文中大量的问病卜辞就说明了这一点。
春秋时期，一些先进的思想家和政治家认为吉凶祸福在于人事，而不在于鬼神，这一思想反映到医学中来，促进了唯物疾病观对唯心的鬼神致病观的斗争。如郑国子产说病是“出入饮食哀乐之事，山川星辰之神又何焉”。值得注意的是起于商周之际的《易经》，较早认识到世界是在阴阳两种势力相互作用下发展的，包含了朴素辩证法的合理内核。当时的哲学家用此解释自然界的变化，如公元前780年，伯阳父用“阳伏而不能出，阴迫而不能蒸”解释地震发生的原因；公元前654年，叔兴用“阴阳之事”解释宋国境内的陨星，加之这一时期五行学说的出现，进步的医学家在医疗知识长期积累的基础上，开始用阴阳五行来阐明人体的生理和病理机制，如医和提出的“六气致病说”，以阴、阳、风、雨、晦、明的失序解释疾病发生原因，标志着朴素医学理论的萌芽。
2.战国至秦汉时期，四部经典著作奠定了中医的理论基础
战国时期，我国进入封建社会，由于经济文化的发展，社会分工的扩大化，使各行各业日趋专业化，这也给医学的发展创造了条件。特别是这一时期的“诸子蜂起，百家争鸣”对中医学影响很大，他们之中，儒家、道家、阴阳家对医学的影响尤为突出。儒家的仁学思想，奠定了古代医德规范的基本内核，道家的崇尚自然、认为世界是由“气”构成的世界观，阴阳五行家的把阴阳看作是一切自然现象发展和变化的总根源等，都成为中医学赖以认识自然和生命的基本世界观和方法论，例如邹衍的“五德终始”说，认为无论是宇宙间，还是人类社会，都是运动着的，宇宙间的一切都是由木、火、土、金、水五种物质构成的，这五种物质之间存在着“生克制化”的运动关系，而这种关系又推动着宇宙间一切事物运动。所有这些，都给了中医学以极大的影响，使其在自己大量实践、经验积累的基础上，开始发生质的变化，形成了自己的独特理论，即在天人相应观指导下，用阴阳学说的对立统一和五行相生相克规律，在“气”的一元化认识下，对人体正常生命现象和疾病的发生加以探索和认识，并提出了一些预防和治疗的初步原则，形成了中医基本理论的框架体系，其重要标志就是《黄帝内经》这一医学巨著的问世。
几乎在同时，《难经》总结了先秦的医学经验和民间的医疗经验，创始了寸口的切脉方法。《神农本草经》总结人们用药经验，形成了四气五味、七情和合、君臣佐使等药物学理论。
及至汉代，由于疾病流行，一些进步医家在自己临床实践中，吸取了当时流行的朴素唯物论和辩证法，在药物学进步和对疾病进一步观察的基础上，形成了系统的临床医学思想，其重要标志就是张仲景《伤寒杂病论》的问世，这一巨著以六经论伤寒，以脏腑论杂病，形成了根据病变阴阳、虚实、寒热、表里来处方，奠定了临床治疗学基础。
（二）实践经验积累和理论完善时期（汉代至鸦片战争时期）
1.医学实践经验的大量积累（两晋至隋唐五代）
两晋至隋唐五代是中国历史上社会比较动乱的时期。统治阶级内部不断发生战乱和少数民族入侵，而唐代的“贞观之治”不过百年的历史。这种混乱局面，造成的疾病的流行和新的病种出现，为在实践中检验中医学提供了机会。进步医家发现了更多的新药，创造了更多的方剂。这一时期，中医学的发展主要是进行了大量的实践探索与经验积累。绝大多数医学著作主要部分都是记载药物和方剂，如《千金方》、《外台秘要》等，收录方剂都达到了6000多首，甚至有一病数十方、或一方数十药的现象。值得注意的是，中医学开始受到统治者的重视，如唐代以政府名义颁布的第一部药典——《新修本草》，收载药物增加到950味。与此同时，隋唐的相对稳定期，引导医家开始在实践经验进一步积累下重新整理中医文化，如对在战乱中有所散失的《内经》、《伤寒论》等典籍重新整理，加以注释。理论研究也有一定的建树，如诊断学专著《巢氏病源》的问世等等。
2.中医学理论的进一步深化（宋金元时期）
宋代以降，以哲学研究为主的思想文化研究进入了第二个高潮。在哲学家领域，宋代出现了以周敦颐、程颐、程颢、朱熹为代表的“理学”和以王安石、陈亮、叶适为代表的“新学”之间的争论，他们之间互有渗透，互有吸收和发挥，前者以儒家思想为核心，吸取道教、佛教的宇宙观和哲学思想，探讨理与气、知与行、动与静，以及天理与人欲之间的关系，他们“格物致知”的主张，以及对太极图说的研究，促成了中医界对《伤寒论》的重新研究和五运六气学说的盛行。后者则崇尚“气”的唯物主义本体论，如张载认为世界万物的一切存在和一切现象都是气，气的运动变化，其根源在于气的本身所包含的内在矛盾。这对中医理论的病因病机学的分析探讨起了积极作用。同时，王安石的“天道尚变”、“天命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的变法思想，促成了他在从政期间，施行了许多有利医药发展的措施，如组织国家药局，改革医学教育等；陈亮反对空谈义理，强调“用”是衡量一切的标准；叶适肯定自然界变化“起于二气之争”等所体现的鲜明的革新精神，敢于怀疑历史经典，对旧文化持分析态度，促成了医学界“古方今病不相能”的主张。加之金元时期的战争又造成了疾病流行的局面，医学自身和社会发展的客观条件，都为中医学的升华提出了新的要求。饶有兴味的是，尽管儒医和新医都承认“气”是构成万物的本源，但在具体认识层面却见仁见智，于是，不同的学术流派纷纷涌现，儒医的研究主要是在沿着《内经》构成的框架前进，并在医书大量出版、医学知识得到普及的基础上，对新的临床实践加以思辨的发挥，向深和细的方向发展。新医则在唯物论和革新派的影响下，勇于发起学术争鸣，形成了以金元四大家为代表的中医学百家争鸣的可喜局面，出现了主火论、攻邪论、脾胃论、相火论等不同的学术观点，促进了中医理论的不断升华。
3.中医学理论的基本完善（明清时期）
明清两代，虽然明初理学仍占着支配地位，但以王艮、李贽为代表的王学“左派”着意创新，尤其是清初的王夫之、黄宗羲、顾炎武等思想家，提倡“经学致用”，反对空谈。王夫之明确提出“天地之德不易，天地之化日新”的进化论思想；戴震又进一步提出“天地之气化，流行不已，生生不息”，认为气是宇宙物质基础，并肯定人的感觉来源于物质世界，而不是主观思想。这些唯物论观点及讲求实际的学风，有助于医学的健康发展。加之这一时期传染病(鼠疫、麻疹、天花)的流行，使得进步医家认识到《伤寒论》的辛温方剂不能治疗这些以高热为主发症状和群体性发病为主要特点的急性传染病，于是又创新了以辛凉为主治疗方法。他们从临证实际出发，辨别了伤寒与温病的不同，使温病从《伤寒论》中独立出来，形成了温病学说体系。
更重要的是，医家经过自己的实践，逐步地认识到明清以来新发现的治疗理论和金元以降存在的不同学派(伤寒、温病、寒凉、温补、攻下、滋阴)都有优缺点，中医学开始了融合各家观点于一体，并在实践中加以验证、选择，最后融会贯通方面的研究，出现了王纶所谓的“外感法仲景，热病用完素，内伤法东垣，杂病法丹溪”的四子大全论等学术主张。在这一过程中，医家发现了只要在治疗中贯彻辨证论治原则，就无所谓派别之争了，中医学的独特诊疗原则——辨证论治自此真正的普及到每一种疾病中，以此为核心，形成了自己完整的从生理到病理、从诊断到治疗的比较一致的、自然哲学式的完整理论体系。
（三）中医与现代多学科结合研究的萌芽和探索时期
中医与现代多学科结合的研究，实际上早在明清时期已开始萌芽，著名的汇通学派就发端于这一时期。鸦片战争以后，随着西学东渐，洋务运动兴起，西方文化倡行，西医迅速地传到了我国。这样，我国医学就形成了中西医并存的局面。中西医学理论乃至东西方文化发生了激烈的碰撞，中医药学先后经历了存废之争、科学性之争。尤为甚者，无论是北洋军阀政府，还是国民党反动政府都执行了废止中医的政策，中医学的发展渐次式微，一度陷入了低谷。
新中国成立以后，1950年党和政府提出了“面向工农兵、预防为主、团结中西医”三大卫生工作方针；1958年，毛主席又作出了关于西学中总结报告的批示；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医、西医、中西医三种力量都要发展长期并存的方针，使中医得到了新生。中医学在现代科技多学科研究中开始取得了一些成就，如针刺麻醉、中西医结合小夹板固定治疗骨折、活血化瘀治疗急腹症、藏象实质的研究、诊断四诊标准的客观化、中药药理的研究和新药的开发，中医药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和防治重大疾病能力的提高等，古老的中医学又焕发出勃勃生机，呈现出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特别是中医药高等教育事业的发展，“以中医药学科为主体，多学科协调发展”理念的提出和实践的推动，促进了中医学借鉴现代多学科成果综合研究的发展。
当然，我们也应当看到，虽然在这一时期中医学在实践领域确实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但是中医理论体系的发展仍然未能取得重大的突破，这一历史阶段远未结束，需要更长的历史时期进行更广泛和深入的研究和探索，所以，这个时期称之为中医药与现代多学科结合研究的萌芽和探索时期比较妥当。
二、中医学发展的三大历史时期各有其明显的科学特征，而其共同的特征则是开放性和创新性
（一）中医学发展的各个历史时期都有其鲜明的科学特征
回顾和反思中医学三个历史时期的发展轨迹，我们不难看出，每一个历史时期都有其鲜明的时代特征和科学特征。秦汉以前的第一个时期，即中医药理论的奠基时期，一方面，人类防治疾病的经验已经极其丰富，实践活动开始由盲目性、自发性向自觉性、目的性迈进；另一方面，哲学和思想文化界的百家争鸣，不仅激发了中医药人员致力于医学创新的激情和灵感，也为中医药进行理论研究和探索提供了思想和理论武器，于是，中医药先哲总结了劳动人民长期同疾病斗争的经验，广泛吸收了当时先进的哲学、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以及人文科学等各方面的优秀成果，以《黄帝内经》、《难经》、《伤寒杂病论》、《神农本草经》为标志，基本奠定了中医药学东方传统哲学思想为指导的理论基础，形成了中医药学的理论体系，同时也使中医理论形成了不断追求创新的先天之本。汉代之后的第二个时期，即中医药经验的大量积累和理论的完善时期。面对长期不断的社会变革及其伴随的战乱、新病种出现、以及传染病流行等，当原有的医学理论和方法与不断出现的新的矛盾不相适应时，历代医学家们在实践中不遗余力地探索新的经验，提出新的创见，产生了多种医学流派和新的医学理论，极大地丰富与发展了中医药学理论体系。前文所说的温病学的诞生和辨证论治主导地位的最终确立，就是重要的标志，充分说明在这一漫长的历史时期，中医药学固有的开放性和创新性精神不断得到加强和升华，不断焕发出强大的生命力。当中医学进入第三个时期，即中医药与现代多学科结合研究的萌芽和探索时期，尽管中医药学先后遭遇了存废之争、科学性之争的重创，但仍然以其独特的理论体系和防治疾病的客观疗效，以及借鉴现代多学科成果综合研究的努力和探索，进入了主流医学领域，形成了中医、西医、中西医结合三支力量并存的局面，从而标志着中医药科学的发展又进入了一个新的时代。
（二）中医学发展的三个历史时期的共同特征是开放性和创新性
如前所述，早在中医理论的奠基阶段，实际上我们的先哲主要完成了两大工程，一是系统整理已经极其丰富的防病治病实践经验，二是把各个学科百家争鸣的学术成就吸纳进来，完成了哲学、自然科学、防病治病经验等在生命科学领域的融合，创造性地建立了中医药科学的基本理论体系，这其中对前人的经验并不是照单全收，而是科学的、理性的整理和归纳，对周边学科知识的应用，也不是生硬的、拉郎配式的堆砌，同样也是科学的、有机的提炼和选择，从而才能使杂乱的经验和不同学科的知识在医学这一交汇点实现了完美的结合。进入第二时期之后，中医学奠基时期所形成的这一传统不断得到弘扬，它的每一步发展，都伴随着三个重要特征，一是理论研究高度关注实践的发展，在实践中形成理论的思想火花，又把理论放到实践中进一步检验，或者说理论的每一个进步，都是在实践经验极大丰富的前提下催生的。二是阶段性的成果总是前一阶段理论在新的实践中得到不断的扬弃，从而保留了前一阶段研究成果的合理的内核，也不断剔除不切实际的或者落后的认识，并在实践中为其注入新的活力。三是中医药进步与当时的周边科学的进步同步。几乎当时哲学和自然科学的每一个进步，都能在中医药的进步中得到应用并发挥作用，而中医药的发展也在一定程度上带动了其它学科的发展，相互借鉴，相互促进。这其中，最典型的例子就是，辨证论治原则由汉代的初步提出到清代的最终确立，就是一个扬弃的过程，温病学由伤寒论时期的萌芽到明清的基本形成，既是对伤寒论学术成就的继承，也是吸收后世科学成就的结果，大量的原产于海外的药物最终具有了中医药理论的品格，同样也是继承传统和兼收并蓄这一精神的具体体现。第三个时期，尽管由于传统中医理论与现代自然科学的强烈反差，使中医药的研究遇到了新的障碍，但广大的中医药工作者仍然在孜孜不倦地进行探索，以往的中西汇通、今天的中医现代化以及中西医结合的研究，尽管没有能在理论层面取得突破，但几乎所有的研究人员仍然在秉承传统、吸收现代的道路上跋涉，至少能够说明一点，中医学固有的精神和灵魂不断得到了传承。
综上所述，从中医学理论体系的奠基到理论体系发展与完善，不难看出，中医药学的发展有着固有的规律，即不断继承前人的理论成果，不断总结同时代的实践经验，广泛吸收当时哲学、自然科学与其它学科的研究成果，丰富发展中医药学理论体系。事实表明，中医药学是能够吸收和消化各个历史时期不同学科的研究成果的，这一点也值得我们当代中医人汲取和继承。
三、揭示和掌握中医学发展的历史规律及其特征，对于推动当代医学的发展和进步具有重大意义
总结历史是为了启迪未来，中医学发展的三个历史时期，虽然各有特点，其中既有辉煌的建树，也有过坎坷的弯路，但有两点不容置疑。一是中医理论体系本身就是个开放的体系，具有主动吸收先进科技文化的特质，从来不拒绝各种先进的理念和技术；二是中医的每一步发展，都是不断创新的结果，这里的创新，既包括对前人科学思想的不断继承，更注重开辟新领域，发现新问题，提出新理论，创造新技术，这是已经被数千年的发展历程所反复证明了的客观事实。
当人类社会进入21世纪，中医药科学面临着新的挑战，如人类疾病谱和医学模式的转变、全球化中医药热的兴起、中医药现代化和国际化的要求、构建和谐社会的需求等等，都迫使我们不得不思考这样一个问题，中医药应该如何发展，中医药发展到底需要走一条什么样的路子，已经成为我们必须回答和破解的一个重要命题。当此之时，又是我们重新强调开放性和创新性这一话题的时候了。
首先，中医学的发展必须建立在中医学自身的开放性基础上。这一开放性，既体现在中医的理论体系方面，更重要的应当体现在我们对中医学的认识方面，也就是说我们在研究和发展中医学的事业中，既应当强调对中医传统理论和实践经验的继承，更应当突出中医善于吸收各学科成就的特点，自觉地学会密切跟踪当代哲学、社会科学、人文科学和自然科学的发展进程，自觉地吸收和应用这些学科的先进成果，使其与中医理论有机地结合起来，这样才能推动中医药科学的不断进步，实现可持续发展。
同时，中医学的继承首先应当继承的是它的创新性传统。创新是任何一门科学发展的灵魂，也是科学发展的源动力，不管是中医学还是西医学，离开了创新必然会落伍，必然会被历史所淘汰，这就提示我们继承中医理论固然重要，但创新中医理论才是核心。继承和创新从来就是并行不悖的，我们不赞成离开传统的所谓无本之木式的创新，更不赞成泥古不化全盘照搬式的所谓继承。必须科学地解决继承和创新的关系，实现继承和创新的有机统一，只有这样才能使中医学不断获得发展的动力，不断取得新的进步。
关于中医学历史发展的时期及其特征，是学术界尚未形成统一见解的一个领域。笔者之所以重新提出这个问题，意在探寻中医学发展的基本规律，借以指导目前中医学的研究，并推动中医学研究不断走向深入，这才是我们研究中医发展史的意义所在。
（本文刊登于2006年11月30日《中国中医药报》第264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