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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然:高等中医药教育改革必须突出前瞻性
发布时间:2010年03月07日 来源:求真潮 作者:周然

高等中医药教育改革必须突出前瞻性

山西中医学院院长 周然

  我国的高等中医药教育已经走过了50年的发展历程。50年来,高等中医药教育培育造就了一代又一代中医药高级人才,创造了许多辉煌的科研成果,极大地推动了中医药事业的继承和发展,为中华民族的繁衍昌盛和广大人民的健康事业做出了巨大贡献。随着人类社会步入二十一世纪,中医药学和中医药高等教育面临着新的挑战,包括人类疾病谱和医学模式的转变、全球性中医药热的兴起、中医药现代化和国际化的要求、构建和谐社会的需求等等,都对中医药学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作为中医药事业发展的发动机,高等中医药教育的改革势在必行。这是一个很大的话题,也是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学术界乃至政府管理部门一直在讨论的一个老话题,仁者见仁,智者见智,许多人都从不同角度发表了真知灼见。今天,我想结合中医药发展的历史进程和当前所面临的客观形势,就高等中医药教育的改革,必须突出前瞻性的问题谈一点不成熟的意见,供各位专家学者参详指正。

  一、中医药科学的发展历程本身就是不断改革创新的历史进程

  众所周知,中医药学具有悠久的发展历史。我们基本上可以将其划分为三个时期:第一个时期是秦汉以前,属于中医药理论的奠基时期。这一时期的中医药先哲总结了劳动人民长期同疾病斗争的经验,广泛吸收了当时先进的哲学、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以及人文科学等各方面的优秀成果,以《黄帝内经》、《难经》、《伤寒杂病论》、《神农本草经》为标志,基本奠定了中医药学东方传统哲学思想为指导的理论基础,形成了中医药学的理论体系,同时也使中医理论形成了不断追求创新的先天之本。第二个时期,是汉代至鸦片战争时期,为中医药经验的大量积累和理论的完善时期。这一时期的特征是,面对不断的社会变革及其伴随的战乱频仍、新病种出现、以及传染病流行等,中医药学固有的开放性和创新性特征不断得到加强和升华,不断焕发出强大的生命力,历代医学家们在实践中不遗余力地探索新的经验,提出新的创见,产生了多种医学流派和新的医学理论,极大地丰富与发展了中医药学理论体系。第三个时期,从鸦片战争至今,可以称之为中医药与现代多学科结合研究的萌芽时期,或者叫探索时期。这一时期的特征是随着西学东渐,西方科学的传入,中西医学理论乃至东西方文化发生了激烈的碰撞,中医药学先后经历了存废之争、科学性之争,直到建国以后中医药高等教育的兴起,尤其是北京中医药大学等老五院的率先发展,有效地带动了中医药高等教育事业的发展,此后,政府明确提出了把中医和西医放在同等重要位置的方针,并且在宪法中确立了保护和发展传统医药的原则,中医药学也开展了借鉴现代多学科成果综合研究的努力和探索,从而标志着中医药科学的发展又进入了一个新的时代。当然,我们应当看到的是,虽然在这一时期中医学的在实践领域确实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但是中医理论体系的发展仍然未能取得重大的突破,所以我才将这个时期称之为中医药与现代多学科结合研究的萌芽时期,或者叫探索时期。

  综上所述,从中医学理论体系的奠基到理论体系发展与完善,不难看出,中医药学的发展有着固有的规律,即广泛吸收当时哲学、自然科学与其他学科的研究成果,丰富发展中医药学理论体系。从而说明了中医药学是能够吸收和消化各个历史时期不同学科的研究成果的,也是值得我们当代中医人应当汲取和继承的。

  二、新时期中医药科学的改革和创新势在必行

  多少年以来,我一直在考虑一个问题,这就是中医药学的路子应该怎么走,我们作为一个中医人应该怎么办,到今天还不成熟,但愿意说出来与各位共勉。

  其一,人类疾病谱的改变决定了中医药学理论改革与创新的紧迫性与必然性

  据近年《中国卫生年鉴》统计,我国人口死因顺位的前几位主要是恶性肿瘤、脑血管病、心脏病、呼吸系病、损伤和中毒、消化系病、内分泌营养代谢及免疫疾病、泌尿生殖系病、精神疾病、神经病等,与建国初期的统计比较,疾病谱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上述疾病恰恰正是西医学难以根治的疾病,中医药学在此类疾病方面虽然具有长处,但是准确性的机理和根治性的疗效尚未出现,因此,生命科学的进步和发展,中医药学责无旁贷,必须把这个责任承担起来,在发挥原有优势的基础上,应尽快结合现代群体医学、环境医学、社会医学、自然医学以及其它自然科学的研究成果,发展并形成新的理论,并且凸显出可验证的成果,揭示出我们中医药科学的精确性与可靠性。这些工作刻不容缓,具有高度的紧迫性与必然性。

  其二,现代科技的突飞猛进要求中医药学必须快速实现创新与发展

  二十一世纪是知识经济时代,也是考验各种科学能否率先发展和创新的时代。中医药科学作为生命科学领域中历史最为悠久的一门学科,也在经历着严峻的考验。必须承认,中医药学在它创立之初曾经有过广泛吸纳周边各种学科成果的基础,在此后的两千年发展进程中也是在不断汲取他人、完善自我的进程中才实现了发展和壮大。从而造就了“金元四大家”、以及明清时期的张景岳、赵献可、吴有性、叶天士、吴鞠通等医学大家,从不同角度为我们树立了发展中医药学的典范。实际上,自然科学的任何成果都应当是我们能够顺手拿来的成果,包括数、理、化、天、地、生等其它各学科的成果,我们都应该积极运用。不然的话,我们就会被淘汰、被边缘化,这是数千年的历史告诉我们的经验。我们知道,无论是中医学还是西医学研究的对象都是人和人赖以生存的自然环境,都应该能够运用各种自然科学的成果作为自己研究的工具,这也正是中医学数千年的传统,我本人的看法是不要把这些工具和技术刻意排除在外,也不要把中医药学的理论和其他各学科的理论割裂开来,而是要互相促进、互相借鉴,实现共同发展。只要把西医学与其他自然科学看成一样,而不是与我中医学拼生死、争高下的对立学科,那么,他们的学科成就就是可被我利用的成就,也是我们中医学赖以发展和壮大的成果。这里必须指出的是,能否实现发展,核心的问题是自己能不能发展,也就是说我们能否继承几千年来中医固有的改革和创新的特质,把各个自然学科的成果自觉的运用起来,我相信,中医药科学的发展自不待言,因此说摆在我们面前最为紧迫和关键的问题是,继承和发扬中医药学的开放性和创新性,走多学科融合之路,快速实现创新与发展。

  三、高等中医药教育改革必须突出前瞻性

  临床实践固然是中医药科学发展的前提,但是,理论的成熟才是科学发展的根本,中医药科学同样如此。我们知道,现代高等教育成熟以后,尤其是中医药高等教育成熟以后,中医药高等教育自然而然的成为了中医药事业发展的排头兵和领头人,发展中医药,教育要先行。如何实现中医药高等教育的突破,我想谈三点个人的看法。

  (一)高等中医药教育的改革必须符合中医药科学发展规律和现代中医药人才成长规律的要求

  中医药科学体系是一门开放性的体系,历代中医药事业的精锐人才也是自觉吸纳各学科先进知识的人才,尤其是在人类疾病谱发生了明显变化的当今,或者说是在医学模式已经转变为生物-社会-心理医学模式的当今,中医药学和中医人才的这些特质尤其需要得到继承和弘扬。当然,中医药高等教育作为中医药事业发展的排头兵,更需要在这些方面有所创新、有所突破。如果说,历代许多的中医药学家在中医药领域的建树有很大程度得益于他们曾经在哲学、人文科学、自然科学的深厚素养的话,那么今天,我们的中医药人才也应该是除具备厚重的中医药理论功底之外,还应该是优秀的卫生工作管理人才,病人和社区的代言人、出色的交际家,有创建的思想家、信息专家,并且掌握社会科学、行为科学知识,这既是中医药发展的规律的要求,也是现代中医药人才成长规律的要求。

  (二)高等中医药教育的改革必须满足中医药学科发展的需要

  现代高等教育中,无论是教育思想、教育理念的贯彻,还是人才培养模式的实现,在很大程度上都取决于学科自身的发展,中医药学科同样如此。“海纳百川,有容乃大”, 高等中医药教育事业的发展,需要走多学科融合的学科发展之路,弘扬中医药学科的开放性与创新性属性,遵循中医药理论的本质精神,主动地将其他学科的发展成果消化吸收、变为我用,并能进行有机融合,创新中医药学科领域,这应该是当前发展中医药的重要研究方向之一。

  (三)高等中医药教育的改革必须满足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

  医学是一门与经济社会密切相关的学科,中医药科学尤其如此,就中医而言,关系到公众的健康和生命安全,是经济社会进步和生产力发展的重要推动力,中药学更是如此,它的发展,在多个产业领域能够形成完整的产业链条,上连中药种(养)植(殖)产业,下连中药制药工程和贸易,更重要的是,中医药是我国独有的科学和技术,对于增强我们的国力,促进国际交流与合作都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因此,发展和壮大中医药高等教育,带动整个中医药事业的发展,是我们每一个中医药高等教育工作者义不容辞的义务和责任。我们应当思考的问题是,如何站在经济社会发展的高度,考量我国中医药高等教育的课程体系设置的科学性和前瞻性,考量我们中医药高校所培养人才的质量,考量我们的科研项目的方向与水平,考量我们每一所中医药院校在精神产品、思想产品、文化产品方面的效益,考量我们每一所中医药院校的社会服务能力,确实是我们每一个中医药高等教育工作者,尤其是高等教育管理工作者应当认真思考的重要问题。

  中医药高等教育的改革,是一个庞大的系统工程,需要全体专家学者和所有的中医药工作者同心协力研究和探索,我本人虽然考虑了很长时间,但鉴于时间关系,许多问题不能展开来讨论,尤其是我们作为经济欠发达地区的年轻院校,很多问题需要向发达地区和先进院校的同仁们学习,不妥之处,敬请指正。

  (本文刊登于《中医教育》2007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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